讀《金陵十三釵》:生命尊嚴始終是嚴歌苓小說主題

嚴歌苓的小說《金陵十三釵》從中篇到長篇,具有驚世駭俗的思想內涵和豐富精細的構思技巧,其寫作范式基本上屬于世界現代潮流,如把對立面放在一起相互映襯或反襯,高貴與卑賤、戰爭與人性、宗教與俗世、純潔詩意與藏污納垢等等,既強烈對比又泯滅界限。在這諸多對立而又共在的范疇中,我認為在反映南京大屠殺的各種敘事和影像中,《金陵十三釵》的特色在于昭示了生命的尊嚴,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最大的罪惡就是蔑視生命,與戰爭相對立的最高范疇是生命。如果說這個作品寫的是“特殊女人”的俠肝義膽,那麼西方小說《羊脂球》、中國戲劇《救風塵》都已是曲折有致的先例;如果說作品的深意在于表現風塵女子的高貴品質,那麼趙玉墨的形象并沒有比朱簾秀、李香君、小鳳仙或茶花女更光彩奪目。古今中外寫“特殊女人”在特殊情境中的仗義和高標,已成最有魅力的文學母題之一。惟有把妓女與童女、世俗與宗教并置交融才稱得上新潮流,這也是嚴歌苓苦心經營之處。作為描寫南京大屠殺的獨特純文字檔案,《金陵十三釵》的能指和所指頗為豐富和復雜,就我個人而言,讀來深深感動的是在戰爭背景中透露出來的生命尊嚴感。軍人、神父和娼妓都把對生命的捍衛看成是最高原則。
  小說寫南京大屠殺,卻從我姨媽書娟的初潮寫起。初潮這種女性體征再怎麼被視為污穢都與血氣充盈的生命有關,而戰爭再怎麼以冠冕堂皇的理由遮蔽都赤裸裸地與死亡直接相連。小說雖然沒有正面描寫戰爭,但筆墨所及無不是血腥殺戮和生靈涂炭。戰爭既是毀滅生命的極端形式,也是人類犯罪的極端形式,而南京大屠殺又是古今戰爭中的極端罪證。人類的利益爭奪和矛盾沖突一旦發展為侵略戰爭,訴諸最高形式的暴力,再怎麼輝煌的借口,人也就異化為非人,而捍衛生命則是一切生物的本能。在生命面前,人人平等,這就是小說把妓女、童女、神父、軍人,把中國人、日本人和美國人并置交融的基礎。美國英格曼神父主持的教堂在日本侵華戰爭中處于中立立場,但是面對中國軍人一息尚存的生命,他違背了中立的世俗政治規則,面對13個活生生的血肉之軀,他放棄了不收留淫邪妓女的宗教戒律。小說寫到英格曼神父一見王浦生纏滿繃帶的面孔,整理編輯得極其嚴謹的拒辭出口卻變成“本教堂可以再收留諸位幾天。不過,作為普通難民在此避難,諸位必須放棄武器”。如果說教堂代表了西方人所謂上帝如同中國人所謂上天,那麼其宗旨必然與世俗的殘酷戰爭背道而馳。而如果上帝無意或無法阻止一場滅絕性的大屠殺,所謂“天地不仁,以萬物為芻狗”,那麼能夠自救的只有人類自己。而這個大寫的“人”是不分職業、身份和膚色的,維護生命的尊嚴使人性和神性都獲得尊嚴。這就是《金陵十三釵》的啟示意義。
  妓女與童女,作為女人都是戰爭的對立面,戰爭以殘酷和死亡為表征,女人則是愛和生命繁殖的載體。戰爭中,踐踏生命和蹂躪女人經常交織在一起,因為財物、土地和女人都是侵略者欲望的對象。在戰爭面前,不潔的妓女和圣潔的童女都淪為欲望的投射,也都還原為柔弱的生命本質。小說的戲劇化情境是妓女和童女狹路相逢,童女不是被玷污而是被啟蒙,妓女不是自甘墮落而是自我升華。而如果教堂和人間無以懲戒一場血腥屠殺的非人性,那還有什麼權利鄙視以肉體求生存的非道德?娼妓的生命尊嚴同樣不容絲毫漠視。而童女在每晚祈禱前合唱圣經詩篇,用歌聲安撫一座被毀滅的城市和無數亡靈,祈望如狼似虎的侵略者能夠立地成佛,小說用充滿詩意的語言寫道: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,占領南京的日本軍隊聽見火光和血光聲中升起的圣經詩篇,歌聲清冽透明,一個個音符圓潤地滴進地獄般的都市,猶如天堂的淚珠。正在縱火、揮舞屠刀、行施奸淫的侵略者散失的人性突然在此刻收攏一霎。后來他們中的一些人活到戰敗之后,活到了帝國光榮的夢想幻滅,活到了晚年,還偶然記起這遙遠的童貞歌聲”。然而在彼時彼地,唱詩童女天使般的聲音在侵略者耳朵裏卻變成誘惑,于是他們精心設計陷阱準備褻瀆這些童貞女。褻瀆唱詩圣女不僅是褻瀆生命和人性,而且是褻瀆宗教和神性,侵略者的褻瀆已達到天人共憤的極限,但軍人倒下不能保護同胞,教堂神父也無能為力,于是秦淮娼妓懷揣著武器挺身而出,小說中成為這場戰爭不朽英雄的正是人人唾棄的妓女。她們的人格力量和人性光彩,是被最殘酷的戰爭激發出來的,她們以暴抗暴、以毒攻毒、以生命捍衛生命……嚴歌苓談到:“正面寫大屠殺我寫不了,我只是講述了一個凄美的故事,一半殘酷一半美麗,這是我個人的審美決定的。”
  事實上,生命的尊嚴始終是嚴歌苓小說感人至深的主題。她的《第九個寡婦》和《小姨多鶴》都是講述跨越上個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的生命故事:《第九個寡婦》中的寡婦王葡萄,從土改開始把公公藏匿在地窖幾十年,以擔當一切的仁愛保護一個無辜的生命,這是人性之花的燦爛,更是生命尊嚴的頌歌;《小姨多鶴》中的日本女子多鶴,在二戰結束之際,被東北一個張姓人家所救,從此歷盡艱辛,以曖昧身份在張家生存下來。換句話說,是張家兩代人超越中日的國仇家恨挽救和保護了一個生命。張家有一個現實目的是讓多鶴為張儉(已有妻室但不能生育)生兒育女,多鶴毅然說:“可以的,我什麼都可以,我的命是你們給的。”救命之恩當以幾十年做牛做馬相報,此非虛言。生命的神圣高于一切,這就是嚴歌苓以一個海外作家的寬闊視野和渾然大愛,所傳達出來的生命尊嚴;這也是嚴歌苓筆下各種女性形象最為光彩奪目的魅力。(梁燕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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